194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布了《关于外勤力量解决党籍问题的规定》，这份文件为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政治背景下的一项重要决策，旨在解决那些由于特殊原因无法直接入党的人员问题。所谓“外勤”人员，指的是一部分在革命初期或特殊历史阶段中因种种原因未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在实际革命斗争中却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人群。包括了一些各阶层的进步分子、脱党分子、特务分子以及那些自首或叛变的人员。由于当时的形势复杂，许多人曾经有过难以明了的过去，但他们依然在革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为了从政治上给予这些人认可与肯定，才出台了这一特别规定。
针对这些“外勤”人员，规定中设立了不同的考核标准和发展手续，甚至专门为“特别党员”设立了严格的审批程序。要成为“特别党员”，除了需要经过西北局社会部的介绍，还要通过西北局的审核和中央的批准。此举体现了党对特殊群体的关注和理解，也显示了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如何在复杂的局势中找到平衡和智慧。
展开剩余82%1946年9月7日，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亲自批示，由薛浩平、陈凯介绍吴南山入党。陇东地委特意为吴南山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王月明主持了誓词。这场入党仪式对于吴南山来说，意义非凡。吴南山原名吴培杞，出生在甘肃庆阳的一个富裕家庭。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就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最终误入国民党的特务行列。如今，时隔多年，终于有机会踏上这条通向共产党员之路，他的心情无疑是复杂的、激动的，甚至带着一种难以言表的释然。
入党的第二年，吴南山便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我的出路——一个曾被蒋特陷害的青年的自述》。这篇文章详细叙述了他从一个进步青年，如何被国民党逼迫成为军统特务，又如何从这一角色转变为共产党员的曲折经历。吴南山的成长轨迹，是那个动荡时代无数青年的缩影，既充满了理想的追求，也深陷在历史的漩涡中。
吴南山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出生在庆阳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1935年毕业于平凉师资训练班后，他返回老家任教。次年，红军进入陕甘地区，并开始在庆阳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与红军接触后，吴南山逐渐产生了投身工农革命的想法，尽管因工作调动，他未能继续与红军保持联系。然而，吴南山心中的革命理想并未消退，常常发表一些“红色言论”，这也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当地教育局长得知后，不仅将这些言论上报，还找各种借口克扣他的工资。
无奈之下，吴南山选择了返回庆城完全小学继续教书，并参与了共产党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然而，原本的教育局长又以上级命令的名义，将部分教师送到国民党第三专员公署驻地进行管控，并要求经过审查后方能安排工作。作为一名“红色分子”，吴南山自然无法得到安排。走投无路之下，他决定南下，原本打算前往重庆，却在途中被国民党军官杜长城截住。杜长城骗他说，重庆有一个战时干部训练班，需要有文化的人加入，而这个所谓的“汉训班”实际上是军统特务的培训基地。
当吴南山进入“汉训班”时，他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危险的漩涡。军统所从事的活动堪称险恶，加入后不仅面临对他人出卖和背叛的考验，更是处于一种随时可能被背叛的环境中。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吴南山才逐渐意识到自己已经走上了绝路。然而，命运给了他一次机会。在“汉训班”毕业后，吴南山接到的任务是潜伏回庆阳开展秘密工作。对他来说，回到家乡既是一个解脱的机会，也是与共产党再次接触的时机。
1940年6月，吴南山回到了庆阳。此时的庆阳已经是我党管辖的区域，一片蓬勃生机。吴南山看到这一变化，心中的革命决心更加坚定。很快，吴南山便得到了一个机会，与陇东中学的校长取得了联系，成为该校的一名教师，开始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这种潜伏状态下与共产党建立联系，并揭示自己在军统的身份。
1941年，吴南山的旧友陆为公当选为中共庆阳县政府的首任民选县长。陆为公曾在吴南山遭受困扰时给予过声援，吴南山知道这个消息后，心中充满了希望。他以访友为名，找到陆为公，向其详细讲述了自己被国民党陷害入“汉训班”的遭遇。陆为公听后觉得事态重大，立刻向上级报告了此事。得知情况的陕甘宁边区地委书记马文瑞，决定深入调查，最终确认了吴南山的信任，并决定吸收其为保安科的秘密外勤人员。
在成为外勤人员后，吴南山协助地委保安科抓捕了一批军统特务，其中包括郑崇义、刘志诚等数人。此举令保安科的李甫山感到震惊，报告上级后，延安方面决定将吴南山召至延安汇报工作。然而，在前往延安的路上，吴南山再度遇到了当年在“汉训班”中的同学祁三益，后一度成为了军统的爆破专家。在谈话中，祁三益透露了自己在军统的任务，并表达了自己对军统内部操作的不满。吴南山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若能将祁三益带到共产党阵营，便能一次性摧毁更多的特务网络。
通过巧妙的安排，吴南山成功将祁三益带回庆阳，并将其交给保卫部门审讯，最终揭露了更多潜伏的军统特务。在此后的调查中，共计抓捕了55名涉案人员，其中多数来自“汉训班”。这一事件让戴笠十分震惊，他虽然竭力掩盖此事，却仍然无法逃避党组织的追查。对于戴笠来说，这场追悼会不过是一次临时的掩耳盗铃，真正的幕后黑手早已暴露。
吴南山在这次行动后并未停止对敌特的调查工作，他开始在庆阳北街开设文具店，继续为共产党的情报网络工作。直到1947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临近，党组织决定公开“汉训班”的真相，吴南山也写下了他那篇反映自己特殊经历的文章，最终揭开了这段潜伏岁月的真相。
参考资料：
《延安秘密战 ——中共西北局隐蔽斗争纪实》：《民主与法治》周刊 2018年底4期
《我的出路——一个曾被蒋特陷害的青年的自述》：《解放日报》1947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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